2025年9月28日至30日，英国威廉集团“以哲观世，以情察青”调研队围绕“政策赋能与青年共振”研究主题，依据“政策支持——青年获得感——发展路径”理论框架，先后与威廉williamhill学工部加老师、人才办余老师及多位学院辅导员展开深度访谈。调研过程中，队员们手持访谈提纲，认真记录受访者分享的每一个实践案例与政策感知细节，通过追问“政策如何影响个人选择”“工作中最有获得感的瞬间”等关键问题，探寻国家青年发展政策在高校场景的落地成效，为理解“政策—青年—社会”的互动关系收集鲜活样本。

加老师：以情怀筑梦，见证少数民族青年成长蜕变

“选择这份工作，离不开政策的指引，更源于对青年教育的热爱。”在学工处办公室，加老师面对调研队员的提问，缓缓展开自己的成长故事。当被问及“如何从学生骨干转型为学工工作者”时，她回忆道，2018年教育部针对高校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的招聘政策，与学校“2+3辅导员”政策形成叠加助力，让身为新疆内高班学子的她，有机会留在熟悉的校园，从事与学生成长相关的工作。“当时我担任党支部书记、党建工作中心主席，日常和学生打交道的经历，让我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，政策就像‘搭桥’，帮我实现了职业选择。”

加老师以“石榴籽合唱团”为核心案例，向队员们展示了项目运行8年来的成长档案。“最初只是觉得少数民族学生多才多艺，想给他们一个展示平台，没想到慢慢做成了‘成长孵化器’。”她拿起手机，翻出往届合唱团成员的照片——有如今在武汉做选调生的藏族校友，有在跨校交流演出中担任主唱的新疆学生。“有个学生第一次上台时紧张到忘词，后来通过一次次排练、一次次参加社会实践，现在能自信地给学弟学妹分享经验。”加老师笑着说，合唱团不仅组织演出，还会带学生走访企业、开展寒暑假实践，许多学生在这里完成“第一次坐火车”“第一次跨省交流”，从“害怕表达”变成“主动分享”。

在谈及政策感知与工作挑战时，加老师的语气变得格外真诚。当队员问到“什么瞬间让你觉得工作值得”，她提到每年9月的毕业季：“看到自己带的学生顺利入职，尤其是有困难的学生能够平稳毕业，那种成就感很难用语言形容。”她还分享了一次深夜处理学生心理危机的经历：“有位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凌晨联系我，我陪他去医院、联系家长，过程中也有过疲惫，但看到他后来顺利完成学业，所有辛苦都值了。”同时，她也客观指出政策优化空间：西藏籍学生赴内地就业时，气候、饮食不适应问题突出，且专业对口岗位少；高校新疆西藏就业专场资源不足，只能靠老师主动对接校友资源。“建议从‘梯度融入’入手，先在四川、甘肃等临近地区设对口岗位，让学生慢慢适应。”

余老师：从辅导员到人才办，贯通“育人”与“引才”的政策思考

“从环境学院一线辅导员到校级人才办，岗位变了，但服务青年、助力发展的核心始终没变。”在“国家政策赋能与青年共振”专题访谈中，余老师结合自身职业转型经历，从实践视角解读高校人才政策的设计逻辑与落地成效，为调研工作提供了鲜活参考。

谈及职业转变的契机，余老师坦言，在完整带教两届学生后，学校相关部门的工作邀约成为关键节点，“当时更多是顺应学校人才工作布局调整，个人层面并未过多规划，却意外开启了从‘关注个体’到‘服务战略’的视角升级”。这种视角的转变，让他对青年与政策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：“学生时代往往局限于课本知识，对行业需求、国家政策的了解严重不足；即便是高校，产学研衔接不紧密、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客观存在。这也让我意识到，青年人才必须主动对接政策，把个人发展嵌入国家需求，才能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。”

不过，政策执行中的“卡点”同样不容忽视。余老师直言：青年就业端，部分人存在“定位模糊”问题，过度追求起点高、名气大的岗位，忽视长远发展与赛道适配性；高校招聘端，则受地区发展差异、国际人才竞争加剧、顶尖人才稀缺等因素制约，“沿海高校的配套优势、海外人才的多国选择，都让内陆高校的引才工作面临更大压力”。即便如此，高校对特定群体仍具独特吸引力，“科研环境宽松、生活保障完善，子女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配套到位，对追求稳定科研生活的人才来说，依然是优选”。谈及职业中的“获得感时刻”，余老师的分享充满温度：做辅导员时，看到学生愿意主动倾诉心事、走出人生低谷，或是毕业多年后仍专程表达感谢，“那种被信任、被需要的感觉，是最大的成就”；到人才办后，见证引进的人才在学校突破科研瓶颈、成功申报国家级项目，或是自己推动的流程优化得到认可，“会真切感受到，政策真的能成为青年成长的‘助推器’”。对于高校青年工作者的困境，余老师也表示：“还要在国家政策导向与教师实际诉求间寻找平衡，考验着工作智慧”。基于这些实践观察，余老师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核心建议：“一定要深入调研青年工作者的真实需求与困境，用数据说话，针对性解决他们的非科研类顾虑，让大家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主业上。”

在他眼中，当代青年最可贵的特质，正是“不服输、不怕输的韧劲，敢斗争、肯学习的态度，以及将个人‘小我’融入祖国‘大我’的格局”。访谈最后，他也寄语调研团队：“保持韧劲，敢于面对困难，既讲方法也讲奉献，先做‘发光的点’，再努力照亮更多人。”

一线辅导员：在琐碎中坚守，直面高校思政工作的挑战与收获

调研队还与两位不同学院的一线辅导员展开座谈，深入了解基层思政工作者的真实状态。一位辅导员面对“工作中面临哪些挑战”的提问，坦言：“工作内容上，处理日常琐事多，深度关注学生成长少；资源上，心理关怀培训不够，应急事务响应机制不完善，经常处于高压状态。”另一位辅导员也补充道：“有时一天要处理学生请假、活动组织、心理疏导等多件事，想深入和学生聊成长，却总被琐事打断。”尽管挑战重重，辅导员们的获得感仍来自与学生的双向奔赴。一位辅导员回忆：“有个学生因科研瓶颈想放弃，我陪他修改项目方案、联系导师，后来他的论文成功发表，毕业时特意来办公室说‘谢谢老师没让我半途而废’。”另一位辅导员则提到：“有学生毕业后去基层支教，回来和我分享支教经历，说‘当初您鼓励我多参与社会实践，现在我终于能帮到别人了’，那一刻觉得所有付出都有意义。”他们还提到，学校近年来通过“辅导员工作成效与晋升挂钩”“增设评优激励”等政策，让基层思政工作者更有奔头。

调研收获：高校样本为政策研究提供三大核心启示

此次系列访谈，让调研队对“政策赋能与青年共振”有了更具象、更深刻的认知。队员们在整理访谈记录时发现，高校青年工作者作为政策“中间纽带”，其职业成长与政策支持高度相关——加老师受益于少数民族辅导员政策，余老师依托学校“育人引才协同”政策实现角色转型，辅导员群体则因学生成长、晋升政策优化增强职业归属感，这表明“政策精准对接需求”是激发青年工作者活力的关键。同时，调研队也意识到政策设计需注重“差异化”：学生群体更关注实践机会、能力提升等“成长性资源”，如“大创”项目、支教活动；青年工作者更看重晋升通道、住房保障等“刚性需求”，如晋升政策、青年教师安家补贴；少数民族青年则面临跨区域适应、专业对口等特殊问题，需“梯度化”政策支持。这种差异提醒政策制定者，需分群体、分场景设计政策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此外，“双向反馈”机制的重要性也在访谈中多次凸显：加老师提到的“评奖评优流程优化需调研学生需求”，余老师关注的“青年教师心理关怀政策调整”，辅导员们期待的“琐事减负”，均表明政策并非静态文本，需通过调研及时收集青年诉求，形成“政策制定—执行—反馈—优化”的闭环。调研队后续将结合此次访谈内容，进一步梳理高校青年政策的实施成效与优化方向，将访谈中的鲜活案例、具体建议融入研究报告，为构建“场域差异化赋能”模式提供数据支撑，助力政策供给与青年发展需求更精准对接，让更多青年在政策共振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。